胡  雯

这儿，很久没人来了。不是门庭冷落，而是此处无人。

我安静地从楼上转到楼下，从前院走到后院，没有目的，也没有什么好寻觅，只是心里有份牵挂。门里，满满的是一个人的冷清。冷清此处再不会有谁。走来走去，至少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的的确确，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心里放不下谁。放不下那些共同度过的，放不下那些曾经守望着的。

流光飞影，幻进幻出的是蛾？是蝶？去年的今天，已经恍如隔世。所有追不起的记忆已深深地躲到韶华背后。不敢触，更怕触不起。怕未触及已经曲散，怕触及的再又溃殇成灾。怕那解不开的寥寥落落又缠上缅念，终是成茧。痛，是个狡猾的东西。它总是选择在这般最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先在周围洒上旧时光，再将旧什物恢复生命力，等你沉浸，直到眼睛也被迷蒙…在最不设防的时候，它才用记忆的利刃狠狠地刺戳你最软的部位，心。

这一刻地记起，确是需要费力的勇敢。

窗外的雨没来由的落下，拍打在半枯的树叶上，弹起，又溅开在青霉的窗台上。是有风的原因吧，雨的节奏并不固定。时而淅淅沥沥，时而乍停又惊。其实大多时候，雨是下在心里的，否则心里怎会湿湿的，拧不干呢？

待在这个偌大的屋子里，隐隐总能听到二楼餐厅里不时荡漾着的欢笑声，那时厨房里格外的忙碌，人进人出；小辈们在这肆意的嬉闹；他笃定地跷着腿一边剔牙一边憨憨地乐着这派景象；散落在三楼过道上的手电筒与蚊香似乎在彰示着十三个月前的守护，只是昨天。然而确确凿凿的是，眼前耳边分明早已物是人非……

上海枫林路上的灰楼，还有枫林路180号楼十层的那条长廊，在记忆中也是灰灰的，没有一丝姿彩。那条长廊其实不过是两百米的过道而已。因为医嘱规定他不可以出门，所以权当这条过道是散步的最佳途径了。但是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能走满一个来回已足够我们雀跃。

每一次散步都是个不小的工程。只要他同意散散步，说明那一天他的体力还不错，至少精神状态尚佳。出发前会为他穿上厚袜子，换上软底鞋，披好外套，并扣上一顶棒球帽（怕过道上的冷气吹了着凉），还要戴上口罩（怕细菌感染）。通常一行至少需要四个人，一个搀扶他，一个举着他挂点滴的瓶子，一个拎着他插在身上的引流袋子（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已多达四个引流袋子），还有一个要挟着一把户外活动椅，因为中途他会要求歇一下（身体当时已是相当孱弱）。他最不耐烦的是戴口罩，只好哄他说，“您那么帅，当然要像大明星一样遮掩遮掩”，他才会乐滋滋地由你给他戴上，但凡路过护士台医护人员向他打招呼时他就咕哝，还不是被认出来了么？那段时日，上海的天气并不好，总是阴雨霏霏。他也常常在中途歇息的时候对着窗外凝视，总是沉默，一言不发，那种压抑的心境我是能感受到的。一个心比天高的人，被病痛捆扎到动不能动，悲愤写满在他的眼睛里。到后期的时候，他会主动提出“走走”，而不是“散散步”，其中区别到现在我才领悟过来，原来他是想逃，逃出困顿。

起初他靠用超剂量安眠药来回避现实，但显然病痛已无法让他入眠。每天的进食量骤减，腹水和黄疸却急剧升高，肚皮肿得像气球；眼白是黄的，皮肤也是土黄土黄的；小解要用利尿剂，大解要借助于开塞露，而且每每用过就会失禁。当时每天毛巾浴巾的用量多达四十条，换洗内衣最起码有五套。这一切，于他这样一个酷爱整洁而且很体面的人是无从接受的；他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有时总是词不达意。所以多数时候，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判断他的真实意图。他做胜利的v字手势，是表示要两粒安眠药；他若念叨汽油，那意思就是要用酒精搽身；他嘴上说要小解，若拒绝用尿壶，那一定是要大解；一旦夜里醒来，他要刷牙，那意味着再也不想睡了；他说要走走，其实是要冲进电梯，冲出安全通道，逃离这个医院……

8月19日的夜里，也就是他手术的前一晚，他逃的最真切，最干脆。那一晚有多长？！他不要散步，不要走走，他拉开嗓门嚷着要回家，要回到盐城，要回到我的祖母——他的母亲那里去，要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去。就是要回家，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强烈，从晚上九点半到第二日清晨五点半他一直在努力，在挣扎，有时甚至是夺门而“逃”，一心想要冲出我们的看护。从消防通道、活动室乃至盥洗室、会议室直到电梯井，凡是双开门的地方他一处没有放过，更不知他哪来的那般气力（晚餐粒米未进）与四个壮汉相抗衡。难道真是某种潜意识的支Z撑吗？当他孱弱欷歔时，我们也已筋疲力尽。总算扶他上了病床，他又失禁。看着我们换床褥、给他搽身、换衣，一切收拾干净后，他异常平静地说，“谢谢你们，我要睡了”。仿佛此前的一切从未发生也丝毫与他无干。握着他的手，我没敢松开，我能体会到一个毕生为了家乡发展付出他所有的病人此时情归故里的心情。看着他满头的冷凝汗珠，也不忍去擦，生怕惊醒他。

几点了？

三点半。

那我再睡一会儿，五点喊我。